1955年，全军开始进行授勋和授衔工作。军衔的高低不仅取决于个人所担任的职务，更重要的是一系列因素，包括战功、道德品质，乃至于“山头”等多种复杂的背景因素。然而，军队的勋章授予主要是基于职务的高低，这也是唯一的考量标准。

在通常情况下，参与土地革命并担任师级以上职务的人员，会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；而如果仅是在师以下的职位，具体如营以上的干部，则会获得二级勋章；营级以下至排级的则可获得三级勋章；再下一级则会是其他奖章的授予。

回顾抗日战争时期，担任旅级以上职务的将领会被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，旅级以下至团级的则可以获得二级独立自由勋章；而营和连级及职务相当的干部，通常会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。

在解放战争时期，担任正师级以上职务的会获得一级解放勋章，而师以下到团、营级的人员则对应授予二级解放勋章；其他职务则有可能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和其他荣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军衔与勋章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。有些将领虽然资历深厚，职务也不低，甚至在三个不同历史阶段都曾获得三枚一级勋章，但其军衔等级却可能为少将或大校。因此，高军衔的人员虽然很可能荣获更高等级的勋章，但勋章等级高的将领，军衔未必能相应高。

在授衔授勋后，谭希林对战友王智涛的资历表示不满，他找到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，认为王智涛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勋章应当是一级八一勋章，而不应仅止于二级勋章。

谭希林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理由，指出王智涛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，初始担任保安卫戍司令部的司令员，后来又转为参谋长。那么，保卫司令部的级别如何呢？虽然当时并未明确界定，或许是因为这一单位性质属于临时组织，可能也因为尚未有机会进行等级的确认，但其实际辖下的兵力却不少。

部队当时便已抵达陕北，主力师规模也不过一千多人，而非主力部队相关人数也仅有几百，然而该保卫司令部下辖的兵力却高达三千多人。

这仅是当时情况的一部分。接着，保卫司令的职务由林总兼任，王智涛则继续担任参谋长，至此仍然没有明确该单位的正式级别。根据常理推测，这样的单位不太可能只是团级单位。

谭希林之所以对王智涛如此了解，部分缘于他后来接替王智涛，出任保卫司令部的参谋长，对于前任的经历，谭希林自然是心知肚明。

然而，赖传珠在收到谭希林的反馈后，并未立刻清晰明了。首先，时光流逝太久，很多细节已记不清；其次，档案中仅记载过王智涛担任保卫卫戍司令，并未提到他担任参谋长的履历。因此，要找回这一点，赖传珠需要通过了解当事人来澄清事实，因为这一问题并非是王智涛本人提起的，而是外界为他争取应有荣誉的反应。

作为负责全军干部事务的总干部部，其首要原则便是公平，正因为这关乎个人的荣誉和革命过程中的贡献。当赖传珠联系上王智涛时，王智涛对此并没有过多的忧虑。他认为既然自己已经获得了二级勋章，也无须再进行调整。他深信组织会公平对待每一位干部，事情总是有迹可循。赖传珠鼓励他写份报告，详细说明他当时的经历，以便有机会将其勋章提升至一级。然而，权衡再三，王智涛最后决定维持现状，与其给组织带来困扰，倒不如安分守己。

相较于多次为军衔争取的老首长许光达，以及像徐立清等干部，王智涛思绪万千，回首为革命献身的战友们，心中意识到没有理由为个人的荣誉而斤斤计较。对于他的最终决定，其余领导们也颇为赞赏，认为这样的选择体现了革命者的宽容和大气。